逃跑与归途：一场关于性别的困局 ｜ 深度人物

记者/佟晓宇 实习记者/李晶晶 甘笠男

编辑/计巍

在跨性别这条路上，黄晓迪曾三次“逃亡”（图片源自网络）

“我根本不喜欢那个（男性的）身体，那不是我。”黄晓迪说。

他渴望被帮助，更渴望能得到家庭的理解。而在此之前，17岁的他能选择的只是逃跑。他一次次地跑进黑夜，逃离那些试图强制扭转他做回男性的力量。

奔跑的尽头，只有一条路摆在他面前。

在跨性别这条路上，年少的黄晓迪把性别置换手术当作“终点”。而已经跨过“终点”的跨性别者皮皮却仍在找寻最后的出口——即使在手术之后，她还是无法以新性别的身份活着。

真正的归途在哪？他们还在找。

人群中的黄晓迪（中间灰色上衣）

出走

2017年春节刚过，正月初十晚上七点二十，距离苏州85公里的江阴早已进入了夜晚。车灯和路边小店的灯光下，行人的影子由长变短，再由短变长。

黄晓迪提起浴筐，告诉家人准备到三百米外的公共澡堂洗澡。出了门，他迅速把塞在最下面的背包拉出来，浴筐扔在大门口，头也不回的走进夜色里。

屋里的桌上留着一封他早就准备好的信，“我自己已经开始药物治疗了，我对不起你们，你们帮不了我，也接受不了我。” 

家门口的监控捕捉下他离开的身影，帽子拉起来盖在头上，整个人被棉衣裹得严严实实，背着背包，风一般钻进一辆及时驶来的黑色顺风车。

17岁的黄晓迪是一名男性跨女性的跨性别者（注：跨性别者，即Transgender，通常是指一个人在心理上无法认同自己与生俱来的生理性别，相信自己应该属于另一种性别）。为了这场出逃，他挣扎了很久，“他们不会理解和接受我，我也不想拖累他们”。

八点半，还在车上的黄晓迪手机响个不停，家人的微信不断涌进来，“你在哪里”，“急死我们了”，他一条条扫过，删掉，然后拉黑了包括父母在内的每一个人。母亲江秋跑去澡堂男浴室门口喊，却没有任何回应，她知道事情“坏了”。

晚上九点，黄晓迪到了苏州。那晚他留宿在一个男孩那里，男孩帮他付了车费。他称男孩为“一个开餐馆的老板的孩子”，他们在QQ上认识，男孩说能为他离开家提供帮助。

很早之前，黄晓迪就开始在QQ上寻找同自己有相似经历的人，加了很多跨性别者QQ群，他无条件信任里面的人——相较于家人，他们更能触碰到自己心里最隐秘的角落。

跨性别者周瑜是个高中生，“自己为什么不是女孩子”是他每天都绕不过去的问题。他跟黄晓迪一样对跨性别群体的人保有一种单纯的信任。为了逃离母亲带自己去中医院进行性别扭转治疗，他避开母亲，悄悄收拾了衣服、电脑，藏在房间里。趁母亲下楼开车的空隙，他一边在群里求助，一边拖上小行李箱奔向火车站。

他决定去找在烟台的QQ网友，对方也是一位跨性别者，愿意为周瑜逃离扭转治疗提供帮助。在高铁上的三个小时里，母亲打来电话、发来短信，他没有接，也没有回复。

周瑜感到有种无家可归的孤独，却又觉得释然，“终于暂时逃脱了”。

第五天，警方找到了黄晓迪坐的那辆顺风车。

见到赶来苏州的父母时，黄晓迪懵了，想跑，“我怕逮到我，他不能接受就会打我，我站在那一直在想——要跑”。

黄晓迪一点点往门后挪，但父亲黄邵祥哭了。他抱住黄晓迪说，“我不知道你以前是那个样子的，不管你变成什么样子，我和你妈都接受你”。

出逃的第六天，黄晓迪被父母接回了家。

江秋觉得回到家的黄晓迪像变了一个人，“叫也叫不应”。黄邵祥让她留在家陪着，因为黄晓迪什么都不说，看起来“太孤单了”。他躺在床上，江秋坐在他旁边，两人之间是长久的沉默。

这个母亲想知道的太多了，“他为什么吃药？原来他不是乖乖的吗？怎么突然这么让人不省心？之前明明是个男孩啊，怎么就突然想做女孩子呢？”但她一句也不敢问，怕这个她最宠的“小儿子”突然再跑了。

黄晓迪迫切的需要被理解和支持，他不能接受提问和质疑，父母提出的任何问题，他都以沉默应对。

黄邵祥在儿子的床下发现了他服用的激素类药物。不敢问他，就拿去医院问医生，医生说，吃了这个药会分泌雌激素，皮肤会变得细腻白皙，乳房会开始发育。

黄晓迪说吃药是因为觉得自己病了，他认为吃了药就会慢慢变好，不会再觉得自己是个不伦不类的“怪物”。

一家人带黄晓迪去重庆西南医院“治疗”，但一圈的生理和心理检查下来，黄晓迪什么问题都没有。

医生了解了黄晓迪吃药的经历，提到了手术，问他们是否了解性别置换手术。黄邵祥郑重地跟黄晓迪说，“你决定做手术，就马上准备钱给你，第二天就去做手术，以后不要再吃什么药”。在他看来，自己的孩子不能不男不女，要么是一个纯粹的男孩，要么是一个干净的女孩，黄晓迪面对的抉择没有中间地带。

17岁的黄晓迪知道手术是指“变性”手术，但手术是什么样，结束后又意味着什么？一下子被推到了抉择面前的他突然迟疑了，看着父亲不说话。

很久之后，黄晓迪还会为当时的迟疑感到后悔——如果当时自己迅速地回应父亲的追问，选择手术，故事在那里画个圆满的句号，该多好。

黄晓迪对于手术的犹豫被黄邵祥解读为一种机会——“变正常”的机会。2018年3月，快到17岁生日时，黄晓迪被父亲送进重庆一所全封闭军事化管理学校。

这是黄邵祥用手机在网上挑的学校，专门招收让家长无计可施的问题孩子，学员里有常打架的、厌学的、打游戏成瘾的。

“只能送进特殊学校，只有想到这最后一招了，说他也不听，他也不沟通，我怕他跟坏人学坏。当时我们就想让他变好。”江秋说。

“什么是变好呢？”

“变回正常的男孩子。”江秋回答。

在重庆的学校里，黄晓迪的宿舍住了八个人，他对床是个喜欢cosplay的男孩，他妈妈觉得他学习上遇到了困难，平时表现得太忧郁，想让他来这里冷静一下。 

第一天晚上八点半点名时，黄晓迪被一个教官踹了一脚，“点名报数的时候我蹲了一下，他说我乱动了”。

一到晚上黄晓迪就害怕，他们被要求在房间里完成睡前任务——出汗，除了教官没人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做，黄晓迪觉得教官就是想折磨他们，“不管你用什么方法，只要出汗就可以了，动静要小，教官会检查”。在冬天，汗出了一身，紧接着他的身体就开始一点点凉下去。

每天的训练从早上五点四十分起床后开始到晚上八点结束，五公里长跑、四百米冲刺、蛙跳。五公里要40分钟内跑完，跑不完的就要用绳子捆着，被两个人拉着跑完。

第七天的时候，他被剃了头发——“钢铁男儿”般的标准寸头。

黄邵祥不知道这些，黄晓迪一进来就被没收了手机，他和妻子带着孩子即将变成“正常人”的信心，交了一年三万五千元的定金后离开了。 

在少有的空闲时间里，黄晓迪打量着这个被建在山上的学校——像一座寺庙孤独地坐落在山间，学校有两米多高的围墙，漆成绿、白两种颜色。所有的楼都是三层，每一幢都“阴暗、潮湿”。

黄晓迪在“特殊学校”里训练

逃亡

此前，从没有人设想过黄晓迪的未来，就连他自己也没有，他的精力只够关注眼下的境况。

对于大多数17岁的少年来说，这个年纪意味着校园、做不完的试卷、班级聚会，不具名的情书。而黄晓迪，从被送进特殊学校的那一天起，时间像按了快进，想要快速扭转在他身上发生的那种“不正常”的现象，只在某些瞬间，他“清醒”过来，想到——逃。

5个月后，父母和哥哥来看他，他知道，时间到了。

家人来到学校时，黄晓迪正在打拳。看到母亲的时候，他表现得很兴奋，跑到父母面前，像最后一次见面般说了很多话，“我说我的事情你们不用担心，不管之后或者下一分钟发生什么，你们要开心一点，不要担心我”。

父母带他去吃了火锅，黄晓迪低头看着火锅，吃不下。他只是在等天黑。

晚饭后黄晓迪跟妈妈、哥哥一起去便利店，“我知道我妈身上只有50块钱，所以挑了两盒巧克力，60块钱。故意让他俩花时间凑钱”。黄晓迪看着他们拿出钱一点点凑，转身拨开塑料门帘，头也不回的冲了出去。

黄晓迪再一次跑进了黑夜里。

沿着门口的新发路一直跑，黄晓迪看到另一家便利店。他掏出一封信塞给便利店老板，上面写了他在学校的遭遇，还留了父母的电话，他冲老板喊，“给我父母打电话”。

他希望父母能知道他在这所特殊学校里的经历，真正理解他。而在此之前，他只有跑。

跑的时候，黄晓迪想到小时候。

一直到上小学前，他都和哥哥在重庆老家，跟爷爷一起生活。父母在江阴打工，每年能回去一次。 

小时候，每年父母回老家，他就有新玩具。但他总是玩不了一会，哥哥会抢，同村的男孩子也会抢，他只能跟在他们身后，不敢说话也不敢把玩具抢回来。他感到没人能保护自己，想着离开这里，回到父母身边。

更多的时候他跟女孩子玩在一起，用小刀把草切碎，拌着沙子炒，玩过家家。

上小学前，父亲把他和哥哥接到了江阴。他还记得离开的那个夏天，为了赶火车他们凌晨就起了床，从村子里坐着四轮车去镇上。天色还是黑压压的，什么声音都没有，黄晓迪小声嘟囔了一句，“终于离开这里了”，除了自己没人听到这句话。

再一次从重庆“逃亡”的黄晓迪，迷彩短袖已经湿透了，迷彩鞋上都是泥巴，步子越来越沉。

“得躲掉所有人，包括警察”，黄晓迪想，遇到警察就可能被送回学校。就连看见面包车、小轿车，黄晓迪也躲，他担心里面坐着便衣警察。他躲开公路，跑进路旁的树林，有车灯闪过立马趴在地上。

那一晚，黄晓迪在一家工业园区门口的平地上睡了一觉。

早晨，他坐公交去了重庆西南医院，“我去那做过检查，觉得去那就会有人帮我”。有近十天时间，黄晓迪徘徊在医院附近，身上有五块钱——逃的那天，从母亲那拿的。他有时睡在医院凉亭里，有时是大厅的地板上。

到第三天，他就再没钱买吃的了。饿得厉害就去垃圾桶里翻剩饭，逮到食堂没关门，就溜进去偷包子，躲在角落，一口气吃了八个包子，吃完了也不知道是什么馅。

如果“逃亡”之路就这么继续下去，黄晓迪想先暂时活下来，躲开父母，然后找工作攒钱做手术。

但他被抓住了。

一个晚上他想从超市偷一部手机，联系上群里的朋友给他提供帮助，可手机还没拿到手，他就被老板盯住了。他被送到派出所，随后再次被送回学校。

周瑜的扭转治疗，是一种跟黄晓迪不同的方式。

2020年3月29日，母亲把周瑜带到临沂顺治堂医院，院长一直陪同左右，说要给周瑜治痘痘和口吃的毛病。周瑜每次要注射三瓶药，医院从不开单子，其中一种是叫做醒脑静的中成药，“有清热解毒、凉血活血、开窍醒脑的作用”，可每次注射完，周瑜都觉得浑身肌肉酸疼、乏力。

一周后，周瑜再去医院，除了针灸和吃药，还增加了一个脑循环项目，他的手腕和头上被安了四个肥皂大小的震动器。

周瑜终于忍不住，朝母亲吼：“我到底是得了什么病，我口吃也好了，我到底要治什么？” 

这时，隔壁的医生出来问周瑜："你到底是男的女的？" 

周瑜对母亲的信任坍塌了，“我现在对她很恐惧”。

事实上， 2019年下半年，周瑜和母亲曾去杭州一家医院做心理诊断，诊断发现周瑜并没有问题，周瑜的母亲却被查出重度恐惧症和中度抑郁症。但母亲拒绝接受任何治疗，“她认为自己就可以疏理好”。

今年40岁的皮皮是一名做过性别置换手术的女性跨性别者，同时她还是国内一家跨性别群体公益机构的志愿者，为跨性别人群提供线上心理咨询。

她重视跨性者和家人之间的关系，成立了线上的“父母成长小组”，希望改变家庭成员的看法，“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，我支持同性恋，但是我儿子绝对不能是。这句话也可以有跨性别的版本。”

在多年的志愿工作中，皮皮发现父母用来“矫治”跨性别孩子的手段非常多，“他们会觉得孩子是被网上的人骗了，会禁止孩子上网，经济控制，甚至关禁闭。” 

神灵也曾是这些父母最大的指望。

江秋听人说，神婆能治好，就花了几百块钱请了神婆，但烧了一堆纸也没用。周瑜的母亲也找过“大仙”，“大仙”给周瑜施法，在头上、后背上狠狠地揉，对他念叨着 “男孩子要顶天立地”、“男人最大”。

不同时期的皮皮，2011年她第一次进行性别置换手术

噩梦

被送回学校后，从晚上9点到凌晨5点，黄晓迪写了210封信。

最后一封，他跑到卫生间，用墙面的碎瓷砖割破左手心，写了一封血书。每一封上都是，“救我，给我的父母打电话”。

他把信折成飞机，一只只从窗格中飞出去。有个穿着红色外套、花白头发的老人，看见纸飞机，抬头看，“我看着她的眼睛，她也看着我的”，但老人低下头很快走远了。 

下午两点，黄晓迪的纸飞机被外出买午餐的教官发现。他被单独叫到一个房间训话，教官拿出信让他吃下去，并让他把脚背搭在半米高的桌子上，双手撑在地上，“教官一只脚直接踩到我的背上”，每次教官一脚下来，黄晓迪就像青蛙一样扑在地上。

2019年春节，父母接他回家过年。那个春节，江秋录下了一段视频，直到现在还经常看。视频里，短发的黄晓迪打了一套完整的军体拳，他有力地挥臂、踢腿，看起来健壮。 

这能让江秋想起黄晓迪小时候，那个听话、乖巧的小男孩。

黄邵祥认为黄晓迪把精力用错了地方，“我家孩子要是把搞性别那个脑袋用在语文、数学上，他那么有毅力，学习肯定没问题的”。

而事实上，读书时，黄晓迪不得不把更多的心思放在自己的身体上。他羡慕班里的女孩们，每天穿得干干净净，一天换一条裙子，扎着辫子。跟男孩的身体相比，他更想要个女孩的身体。

四年级的时候，他趁家里没人，偷偷拿出姐姐的衣服。那是个春天的上午，外面很安静，黄晓迪能听见自己扑通扑通的心跳。他拿了一件深色外套和一条黑裤子，看着镜子里的自己“明明该是一个女孩子”。随后赶紧脱下来，按照原样仔细叠好放回去。

黄晓迪讨厌照镜子，也不敢照，“根本不喜欢那个身体，太丑了，那不是我”。直到后来留了长头发，他才慢慢开始照镜子。

一个人的时候，黄晓迪常常闭着眼睛幻想，他拥有纤细的身体，穿着裙子，一头飘逸的长发——是个甜美的女孩。但睁开眼，那个女孩就不见了。 

上了初一，他仍旧没法融入集体，成绩也越来越差。黄晓迪觉得自己的情况变得愈发糟糕，“每天都在想自己是一个怪物，心中只有这一件事情”，他甚至想自己死了也好。

初二上学期，黄晓迪辍学了。

父母认为既然他厌学，那就学一门手艺。黄晓迪在江阴开始学习汽车改装，给汽车贴膜每月有一两千的工资，这是他喜欢的工作。他享受将一辆车从头到尾覆盖上新贴膜的感觉，车辆焕然一新，整个过程他都要克制自己的手力，让这项细致活儿不出差错。

他开始给自己买东西。一千多一瓶的神仙水，纪梵希的洗面奶，以及一顶黑色的长假发——他把它藏在床底下，有时候拿出来戴上，当头发垂到背部，黄晓迪感到一种隐秘的开心。

父亲发现了他的假发，“你床下藏的是什么东西？再让我发现我就打你”。这是黄晓迪第一次听到父亲用这样严厉的语气跟自己讲话。 

黄晓迪用手机上网了解到，有人服用激素来使自己看起来更像女孩子。“我会不会是这一种类的，只需要吃一些药就能变成女生了，就好像一种病一样，吃了药就好了。” 

他开始偷偷买药，一个月药费大概是500块钱。吃药之后身体会有一些变化，胸部开始发育了，皮肤越来越细腻。但吃药让他的心理变化更大，“我觉得吃药就意味是一个变性人，所有人都会歧视变性人”。 

黄晓迪觉得自己越来越不是“正常人”了，不是男的，也不是女的。

2020年4月，黄晓迪被诊断出了易性症，一种性身份障碍

像树被连根拔起

黄晓迪一次次试图逃离，有时是逃离自己，有时是家，有时是性别扭转。

2019年春节之后，黄晓迪以为父母会送自己去普通学校读书了。但是真正出发那天，父亲的老尼桑汽车驶上高速，没有往重庆开，也没有往江苏开，而是开往了郑州。

黄晓迪想到了武术学校——他曾在家里的桌子上看到过一本郑州武校的宣传册。他只是没想到，父母会再次把他送进这样的学校。

他在车上哭闹，说那里的生活会比之前的学校还要辛苦，“就算我死在这个地方你们也不会知道”。但黄邵祥没有掉转车头。

黄邵祥愧疚，怀疑自己，但不得不坚定。他总是想，如果小儿子放在别人家养，是不是就不会这样？

他瞒着黄晓迪跟学校签了合同，交了学费，一年四万多。

在武校的宿舍，黄晓迪认识了同宿舍的小齐。小齐十五岁，辽宁人，也是跨性别者。他喜欢音乐，给黄晓迪讲琵琶。他告诉黄晓迪，自己是自愿来的，想学武术。黄晓迪把自己之前的经历讲给他听，小齐说会帮助他逃跑，并把自己的电子表送给黄晓迪，还给了他三百块钱。

黄晓迪从里面拿了五十块钱，跟小奇说，“钱和手表以后我都会还你”。他把小齐的微信号写在一页纸上，纸塞进了袜筒里。

黄晓迪第三次踏上了“逃亡”路。

他马上就要18岁了，“我在想我什么时候可以得到正规的治疗，我必须赶快出去，出去以后好好地生活”。 

来到这里的第七天晚上，黄晓迪和小齐摸索着来到院墙边，小齐帮他放风。黄晓迪把从食堂攒下来的四五个鸡蛋和二十个馒头装进塑料袋里，扔出院墙外，紧接着只用了不到两分钟就翻了出去。

“要先逃出河南”，天一亮，黄晓迪花六块钱在网吧上了两个小时网，把河南的地图画了下来。

他带着地图沿着高速路走，走不动了，就躺在高速的桥洞底下，就着施工人员的棉花被，铺些稻草，在上面睡。冻醒了就继续走。

奋力奔跑的时候，黄晓迪觉得自己其实很需要父母——渴望被他们理解、接纳，想要回到自己的家。但是想到他们违背自己意愿，把自己送到特殊学校，跑着跑着，“家”这个字就逐渐在心里消散了。

七天，黄晓迪从登封走到了郑州。“那就是一个噩梦”，直到现在，他还会一周两三次地梦见自己不停地在黑夜里奔跑。

下一站黄晓迪到了徐州。他在服务区看到了一辆停着休息的徐州车牌的卡车，里面拉着一辆挖掘机，黄晓迪翻上车藏在履带旁边。 

晚上七点车子发动了。一直到徐州经济开发区，司机停下车，他跳下了车。

黄晓迪走不动时，一位工地上的老人看到他，“他看到我的时候说，你怎么回事，瘦的都脱相了”。

黄晓迪讲述了自己的经历，老人给他塞了100块钱，又回屋子拿了馒头。“当时他要我的联系方式，我就把我家人的电话留给了他，说如果要找我，今年（2019年）8月的时候我大概已经回家了，你就可以打这个电话找到”。

晚上黄晓迪和老人睡在工地的小屋里。但他没想到，老人给父亲打了电话。

凌晨一点，黄邵祥接到老人的电话后，赶到了徐州。从2017年到2019年，黄晓迪的“逃亡”之路又一次结束了。

对于黄晓迪在学校的经历，夫妻俩觉得就像普通的体罚一样，“你不听话，我罚你站个十分二十分钟”。不管怎么样，他们看到黄晓迪身体强壮，“像个当兵的，这比什么都强”。 

2020年4月，黄晓迪在上海的第三次检查结果出来了，易性症——一种性身份障碍，他们渴望像异性一样生活，被异性群体接受，对自己的性别和身体感到苦恼，希望通过激素治疗和手术改变性别。

看到报告的那一刻，黄晓迪有些踏实了，像是自己的“身份”终于得到了确认，父母也接受了这份诊断证明。这也是接下来进行手术的一个必要条件，性别置换手术规定，在手术前，患者需要提供精神科医生提供的异性症诊断证明。

他有些后悔之前那么多次不顾一切的“逃亡”，因为故事本不必那样展开。 

黄晓迪在微博上写下了自己几次逃离性别扭转治疗的经历，黄邵祥仔细地看了，“几百公里，他走了那么多路，太心疼了，他确实比一般的孩子不容易多了。”

黄邵祥说，本来给儿子做手术的钱是够的，但是此前两所“矫正”学校的学费是不退的，两年下来“家底掏空了”。

黄晓迪现在一心等着手术，这至少可以先让他逃离生活中的种种尴尬，“他们用你的外表和身份证否定了你这个人（的性别），而且最重要的就是卫生间，我去男生卫生间就要被骂”。

在他看来，手术结束，所有的痛苦、挣扎就都结束了。新的生活会如期展开，“再没有比以前那些经历更痛苦的了”，两相比较，黄晓迪并不惧怕手术刀。

黄邵祥有时候会在手机上查性别置换手术，他把搜集来的图片给江秋看，她一把推开，“真的吓死人了”，“这是大手术，比心脏手术都要大吧，就像把一棵树连根拔起来。” 

2011年，皮皮第一次接受了性别置换手术。

她身高一米七七，觉得自己有一张不那么完美、精致的脸庞。手术前，因为情绪问题，她在网络上加入了很多自杀群，日复一日地浏览因各种原因想要自杀的人的言语，想和里面的人一起结束生命。她在群里看到一些女孩，拥有明确的女性身份，漂亮的脸蛋儿，但却还是想死。“做完手术之后也不会有更多改变”的想法折磨着她，“无论怎样，也无法让别人觉得自己是一名女生”。

自杀想法在出席完领导孩子的葬礼后改变，“孩子是出车祸死的，他们痛苦的脸让我觉得我不应该就这样不顾父母去死”，这样的事情让皮皮开始重新思考：“我想，我不能这样丝毫不作反抗，就悄无声息地消失了。哪怕死也要死在手术台上。”

躺在手术台上，恐惧曾填满了皮皮的内心，这是一个结果未知又不可撤销的决定。

最后，皮皮闭上眼睛接受了这一切，完成了第一步，将睾丸切除。她回忆，手术完的那一瞬间，压在胸口几十年的那块石头“一下就掉了”。

儿时和当下的皮皮

不惑

今年上半年，皮皮做了最后一次手术，基本完成了自身的性别转换。

“疼肯定是疼的，但是对于那种‘可能会好不了’的恐惧才是最让人害怕的，生理疼痛和人生中被误解、灵魂和身体错位带来的疼痛相比简直是微不足道的。”

年少的皮皮不喜欢与男生有肢体接触，喜欢和女生一起玩过家家。她想：“也许不是只有自己一个人觉得女生很好，可能所有的男生都希望成为女生。每个人的真实想法都藏在心里，看不见，摸不着。”

1997年，在高二的一次音乐课上，她在窗台上发现了一本杂志，印刷粗劣的厚厚一本，里面的文章类似报告文学，她默默地看了一整节课。

那本书里有关于金星的故事，当时中国最知名的跨性别者。里面有许多关于接受性别置换手术的论述与回忆， “她是活生生的、真实存在的，这太震撼了”。

除了父母和妻子，家里其他的成员对皮皮的秘密一无所知，直到今天，仍旧认为她只是一个有些内向，但平平稳稳长大了的男孩。前不久，家里的大姨还戏谑她“像个大姑娘”。成年后的皮皮与家族保持着不亲近又不疏远的距离。

高中时她认识了现在的妻子，女孩活泼、主动、大大咧咧，对皮皮示爱。慢慢熟悉后，皮皮向女孩坦白了自己的情况，得到的回答是“只要不手术，就不会介意。”

2004年，皮皮25岁，两人结了婚。在婚礼现场，皮皮看到妻子开心的脸，突然有点嫉妒。婚后两年，他们有了一个活泼可爱的男孩。“我对于孩子没有什么期待，我对于将来、未来这些东西都没有什么期待，像我这样活不成自己的人也就是过一天算一天吧。”

曾经皮皮以为，“也许有孩子，有家庭就会改变我吧，我就不会再想跨性别的事情了，但是后来觉得这些好像对我没什么作用。”

皮皮和妻子曾商量等孩子大一点长到四五岁时，确定不需要皮皮了，她就去做手术。2011年皮皮开始进行性别置换手术的时候儿子正好5岁。

向父母出柜也是在妻子的帮助下进行的，“出柜以后，爸爸说，之前怀疑的那些问题就有答案了”。后来，父亲还偷偷去找了一位东北“大神”。因为他觉得孩子的状态“现代医学救不了”。

“大神”对皮皮的父亲说，“这个不是病”。

已是不惑之年的皮皮，戴眼镜，一头长发梳成马尾。即使在手术之后，她还是没有以新性别的身份生活下去。在外人眼中，她还是那个有些斯文，梳长发的“男人”。

在炸鸡店工作的黄晓迪

归途

6月和黄晓迪见面的那几天，他总是低着头摆弄着手机。他说有回不完的消息，有各地媒体记者的采访，有QQ上群里跨性别朋友的交流，还有通过微博给他捐款的人。

因为经常熬夜，免疫力下降，他得了荨麻疹。每个月仅有的两天假期，他都用来去医院挂水了。现在他一个月四千块的工资，除掉房租能攒下三千五百块钱。

找工作时黄晓迪跑了很多地方，一圈下来，因为外表和身份证完全不符，别家都不要，只有炸鸡店的老板徐良把他留了下来。

这个高大精瘦且健谈的中年男人在某种程度上能理解黄晓迪被质疑，被拒斥的现状。有几个经常接徐良店里订单的外卖员，来店里就会问，“一个女孩子怎么去男厕所？”问的多了，徐良回，“去男洗手间怎么了，没去错”。后来他们就不接店里的单了。

旁边的邻居也问，“要是男孩子怎么梳着长头发？”徐良就说，现在小年轻不都喜欢留长头发，为啥男生不行。他告诉黄晓迪，“不要在意别人的眼光，要为自己活，在意别人的眼光你就哪也不要去了。” 

从医院回来的地铁上，黄晓迪刷着网友们的QQ空间。“每个人的遭遇都很惨”，有个23岁的跨性别者，忍受不了自己的男性身体，在公园的椅子上把水果刀伸向自己的下体，粗暴的给自己做了“手术”。“没有退路了，只能这样做，父母以死相逼，他就自己动手了”。

曾经受过的惊吓和被迫“扭转”的经历，让黄晓迪变得小心翼翼，说话声音细弱。他经常会做梦，悬崖，铁门，血，醒来有时哭着，有时全身湿透。

黄邵祥和妻子清楚，不能再逼这个孩子了，“他健康就好，高兴就好，我们不想白发人送黑发人。”黄邵祥在朋友圈里发了妻子和三个儿女的照片，配文“这是我的全部”。“谁管怎么样，愁也是过，不愁也是过，顺其自然，该怎么样怎么样”。

2020年新年之前，江秋带着黄晓迪去街上弄头发。马上过年了，他们要回老家。江秋让理发师把黄晓迪的头发拉直，烫了离子烫。黄晓迪的头发像她，长一点就变卷，“我说你要当女孩子，就要做个漂亮的女孩子，头发蓬蓬卷卷的不好看”。

见到江秋时是中午，早上八点她刚下了夜班，下午四点又要上另一个夜班。夫妻俩住在江秋纺纱厂十几平米的宿舍，一张双人床占了大半个房间。

江秋已经在这个纺纱厂工作了七八年，每天的工作就是在厂里梳棉。受疫情影响，6月她刚开始复工，厂子里外贸单子就都取消掉了，“今年想赚钱太难了”，但他们得给黄晓迪攒钱做手术。

江秋有的时候会背着丈夫一个人躲起来哭，“他现在不男不女，怎么能不难过”。

“如果手术顺利，是个漂亮的女孩了，你还难过吗？”我问。

“可是他也没有生育能力了。”江秋说。

我离开时，江秋掏出手机，从车窗伸进来，“你加我微信，有跨性别的知识你要记得发给我，多给我发。不光有男孩变女孩，还有女孩变男孩你知道吗？我在手机上也看到过”。 

黄晓迪已经联系好了泰国的医院，想今年就把手术做了，现在唯一缺的就是手术费。

为了节约医药费，黄晓迪曾打算自己手术。“让两性同时存在，我身体会废掉的”，他自学注射，买手术刀，止血钳，急救用品，“到了结扎，缝合这一步去医院，我知道百分百会大出血”。

室友阻止了他，“你知道血管长什么样吗？你会死的，慢慢来，你还有家。”

黄邵祥每晚躺在床上用手机查泰国关于变性手术的信息，但都是英文，看不懂，就挨个打电话过去，可接起来说的都是泰语。 

晚上下班，江秋跟黄晓迪视频通话，有时候故意逗他，“你的手术推一推吧，以后再说”。她能感到黄晓迪的情绪一下子就低下来，再回答她的问题，“不会超过三个字”。江秋就哄他，“你爸爸一定会陪你去的”，黄晓迪就在视频那边笑起来，给她讲这一天都发生了什么。

以前有过一次，江秋也这样逗他玩，不久黄晓迪就发了张照片，白色的T恤上有血，手上、大腿上也有，像是“自己动手了”。其实那张照片是那个在公园自己做“手术”的男孩，黄晓迪觉得，“这样做是让家人理解我”。

手术后，皮皮还是会选择女装中偏男性化的衣服，这样“生活压力比较小”。已经有不少媒体报道过她，但线下生活中只有几个朋友知道她的故事。“我任何时候穿的衣服都不会让人觉得不舒服，不合适，在孩子的身边会穿得更偏向男性一点，我不希望孩子过早地去思考这些问题，太累了。”

儿子五岁时，皮皮有时会和他说起自己“跨性别”的状态，孩子听得似懂非懂。在一次参加跨性别主题活动的时候，皮皮被人指着说，家有孩子怎么还干这个事。皮皮想，如果未来孩子长到二十多岁，不喜欢他这样的人，那么他可以从孩子的生活中消失。

2020年的除夕夜，皮皮的爸爸又喝多了，她开车送他回家。“他醉得认不出我是谁，只当我是一个陌生人，跟我说了很多生活的琐事，还认真地跟我说谢谢，父亲面对一个陌生人都能喋喋不休地讲那么多，平时和我的交谈却不多。”

从几次自杀未遂，到能够坦然地讲述自己的故事，她艰难地处理着与父母、妻儿、以及跟自己的关系。

皮皮“隐居”在东北的一个小城市，她想建立一个类似“彩虹养老院”的地方，“欢迎各位trans（跨性别者）来住，我们连吃带唱，一起包饺子”。在皮皮的想象中，这是最好的结局。

“我对于什么都没有期待，但这个群体在老去后，养老、遗嘱这些事都是和正常人不一样的，跨性别者是没办法跟现实逃离开来的，他们都是依附于这个社会的”。

有一天，皮皮问母亲：“你希望我做一个开心的人还是一个看起来正常的人？”母亲没看她，缓缓地说：“正常人吧”。这成为这个家里最后一次关于跨性别这个话题的对话。

（为保护受访者隐私，文中均为化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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